究途径却冒有对权力和冲突问题看法过于天真的风险，其支持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对世界政治中观念的地位，或者政治活动家吸取他们所谓“正确的教训”（right lessons）的能力，经常抱有过多的乐观主义认识。尽管如此，成熟的制度和规则研究学者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他们不是把制度简单地看作是具有总部大厦和特定职员的正式组织，而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把制度理解为“被承认的、将人们的预期汇聚在一起的管理模式”（Young, 1980, p.337）。他们认为这些管理模式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成熟的制度主义者并不期望合作总是盛行的，不过他们意识到利益的可调和性，并且极力论证相互依赖所创造出来的合作中的利益。[1]
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中，上述这些看法虽然在知识的起源和关于人类社会更加广泛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对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本书关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都作了相似的预言。制度主义者期望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外溢”到其他领域（Haas, 1958）；现实主义者则希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双方对事件的解释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都毫不感到奇怪。
制度主义者也许能够解释在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式的国际协议安排，这些协议安排是由于相互依赖的事实而导致对政策协调需求的产物。这些安排（我们把它们称为国际机制）包括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现实主义者可能回答说，这些机制是在美国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力量对这些机制的建立和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战后早期的机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霸权基础上的。因此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能从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找到支持他们理论的论据。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而经济相互依赖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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