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资源（Wilson, 1957; Hirschman, 1945/1980）。各国政府也许都渴望获得像显赫地位之类的“政治物品”（Hirsch, 1976），因此也许对有益的合作也会持抵抗态度，如果这种合作给别人带来的收益比自己多的话。然而即使没有权力和由权力地位决定的动机的存在，以及当所有的参与方都能够从自由贸易的累积中得益时，由于政府初始独立行动的结果，纷争也会支配着和谐。
这种现象即使在某些有利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因为一些团体或者工业部门随着比较优势变化的发生，被迫承受调整的成本。各国政府对因之而来的保护需求会作出反应，通过多多少少有效的努力，去缓和那些在国内很有政治影响的集团和工业部门所面临的调整负担。然而这种单边的措施几乎总会将调整的成本施加到他国身上，这种情况下纷争就会持续地构成威胁。各国政府进行相互协商是为了减少可能发生的冲突。当国家权力为了某些特定的利益而被用来反对其他国家时，即使存在充分的潜在的共同收益，也不能形成和谐的局面。在世界政治中，和谐在趋向消失：通过实行互补的政策而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各国之间的合作。
那些看重权力和冲突问题的世界政治研究者们，应该注意这种界定合作概念的方式，因为我的概念并没有把合作归到各个权力平等的国家间关系的虚构世界中去。确切地说，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并不是矛盾的。我希望，在与和谐相比较的意义上定义合作，应该使那些带有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读者认真地对待世界政治中的合作问题，而不是弃之不顾。然而，对那些也相信霸权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甚至这样一种关于合作的概念，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从他们的视角看，相互的政策调整不大可能解决困扰着体系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而不是在没有共同政府状况下利己主义的行为者之间面临的协调问题。试图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些矛盾仅仅只是将这些议题转移到了一个更深也更加难以驾驭的层面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绝少例外地避免纠缠在研究什么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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