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7 / 16）

国家间合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上，这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外围的弱国之间的剥削和冲突关系，更加重要。从列宁的立场上看，研究国际合作的条件而不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冲突的不可调和性，这是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

这与其说是一种论证，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仰的陈述。因为持续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来未被试过，认为这种协调只会加剧体系面临的矛盾纯属猜测性的。而从其证据的匮乏上说，这种主张甚至可以说是很粗糙的。实际上，近年来最富洞察力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海默明确地承认，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诸多集体行动问题，它们正在寻找至少暂时成功的可能方法去克服这些集体行动问题。就如他所承认的，资本国际化上的任何成功都可能对社会主义者的宏伟抱负构成严峻的威胁，从最低程度上讲，这种现象的发生至少会将矛盾转移到新的紧张阶段和地步（Hymer, 1972）。因此，就算我们同意本质的问题是由资本主义间的矛盾提出的而不是国家间体系的内在紧张状态引起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合作可能会出现之类的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国际机制与合作

研究合作和纷争的一种方法，是在单位层次分析上强调特定行动的意义。这种方法要求对一大堆被认为是可比较和有意义的数据，根据它们所代表的合作的程度，进行系统的整理。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它也有问题。合作和纷争的事例可能太容易就被与它们密不可分的信念和行为的背景孤立开来。本书并不在绝对个体主义的立场上把合作视为一系列互不关联、彼此孤立的行动，而是试图去寻找理解世界政治中合作问题的模式。由此，我们需要研究行为者对未来互动模式的预期，它们对适当的经济安排特性的看法，以及它们认为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的种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国际制度背景下——广义地说就像在第一章所定义的，在惯例和预期的意义上——去分析国际合作。每一种合作或纷争行为都会影响行为者的信念、规则和惯例，这些东西形成未来行动的框架。因此，每一种行动必须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