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10 / 24）

题进一步突出了本节的主题：通过对未来政府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其偏好。显然，没有人能保证这就是“好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的偏好。但是从任何现任政府的立场出发，这确实是国际机制的一大功能。每一个现任政府都力图像过去那样，将国家绑在船的桅杆上，捆紧舵柄，让后人无法解开。

移情与国际机制

国际事务的理想主义论者呼吁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开展国际合作，其基础即为贝茨所讨论过的“普世主义”价值观（Beitz 1979a, 1979b）。在英美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尤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更是曾经风靡一时，直至二战后才被重视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所取代（Osgood, 1953; Wolfers and Martin, 1956）。本书特意采纳现实主义关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以期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论证合作的可能性。我们的分析将从现实主义的前提出发，也就是说从常被视为不利于合作的条件下，探讨实现合作的可能。

然而，即便是现实主义学者有时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国际行为都能以利己主义加以解释。例如，汉斯·摩根索曾宣称外交政策的终极目的可能源自法律与道德原则。其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认为理想主义观念对决定目标无足轻重，而是认为权力是外交的必要手段，所谓“即时的目标就是权力”，因此，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可以将理想因素忽略不计（1948/1966, p.25; pp.84—85）。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种论调的缺陷在于，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对“权力的追求”也形式各异，其特点部分取决于行为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Wolfers, 1962, pp.81—102），同时也取决于施加影响时的具体情境（Baldwin, 1979）。在论及外交目标时，沃尔弗斯认为国家有时会遵循自我克制的政策，即“视国际团结、法治、诚实或和平高于国家安全和自我保存这样的目标”（Wolfers, 1962, p.93）。他认为尽管国家奉行这一政策的情况会很少，但并非绝无可能（Wolf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