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革命的国家表现最为尖锐。例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为了维持信誉，被迫承担了前索摩查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这与我们的主题——涉及发达市场国家在内的国际机制——是不无关联的。例如，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执政的国际主义者担心继任者可能会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卷入，为此他们创立了诸多国际机制，部分作用就在于束缚未来孤立主义政府的手脚，使之继续卷入海外事务。拟议中的布里克尔（Bricker）修正案试图修改宪法，要求不仅仅是正式条约，许多国际协议的签订也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避免美国过多卷入国际机制的一项重要努力，在当时，美国卷入国际机制的程度是如此之深，甚至连保守派领袖都不得不表示支持。[5]
在本书第三部分对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描述中，也能找到这种试图制约未来政府行动的例证。国务院努力通过《英美石油协定》，以确保战后原油进口（见第八章），尽管并未成功，但这种行动的确意在防止未来政府实行石油进口配额。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则提供了又一个例子。多边贸易协议的达成促使各国实行关税的双边减让，使得后继政府很难重新提高关税。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国不仅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而且可以限制继任者的行动自由。无独有偶，1971年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钉住汇率机制也限制了各国未来政府实行通胀的企图，只要各国在经常账户出现赤字时仍需向国际融资贷款，这种限制就将始终存在。[6]
更为普遍的是，在一段时期内，现任政府为维持开放经济所作的决策，对于继任政府控制国际经贸往来的能力也会产生深远的制约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指出，其代表性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0%依赖于进口，一旦某国为刺激需求，谋求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从而改变其货币、财政政策，必将导致进口大量增加，造成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OECD, 1983, p.19）。但是如果一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国际资本持有者又对该国及其政府抱有信心（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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