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5 / 24）

短缺的月份，中东产油国的减产数量（或预期减产量）高达世界总产量的4%至7%，由此导致三次危机的爆发——也足以使人对1974年至1981年前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的能源机制的影响作用得出尝试性结论。[1]

首先，我将简略回顾一下1973年至1974年危机的情况，以之作为基准线，分析该机制的效能，随后再对1979年和1980年危机进行分析。在后两次危机中，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的能源机制都发挥了作用，在此我试图确认：国际能源机构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其目标的？是通过规则的强制执行，还是通过对一个分散的规则系统的管理？抑或是被机制原则所认可的非正式合作？我还将探询与1973年至1974年无机制存在时相比，该组织在应付1979年和1980年两次危机时的效能如何？机制的有效性可以解释非霸权合作的形成原因，这正是我研究兴趣之所在。我将以针对机制功能及其运作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与以第五章到第七章抽象的论述为基础所得出的预期进行比较。[2]

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

1973年至1974年危机的基本情况在第九章已讨论过，10月初阿以战争的爆发，导致阿拉伯国家决定削减原油产量，对美国和荷兰实行出口禁运，因为前者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后者则实行亲以政策并以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军队作战。结果，1973年10月至12月间，全球石油供给下降7%。1974年3月份，仍比10月份的水平低5%；同期欧洲石油供给也比1973年10月份低5%（Vernon, 1975, pp.64—65, 101, 181）。

各主要石油消费国对危机的反应一片混乱，彼此倾轧。英、法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力图安抚阿方，尽管这意味着将疏远荷兰。11月初，欧共体通过一项亲阿决议，使石油匮乏得以缓解。日本在工业生产下降之后也发表亲阿声明。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力图为各国提供信息，甚至提出紧急共享计划，但终究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主要石油进口国都采取了狭隘的利己政策。英国和法国对其所属的石油公司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