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以寻求优先待遇；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对石油出口加以限制；美国、日本、德国公司则在现货市场上哄抬油价以获利。1975年国际能源机构的新任领导人写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依靠“未经协调的形式各异的应急措施，使用了千差万别的手段，造成了事态发展的格外扭曲”（Lantzke, 1975, p.220）。石油消费国无法解决这一集体行动的两难困境：各国力求自救，却导致官方油价飙升了3倍（自1973年4月初每桶石油3美元升至1974年元旦时每桶12美元）。危机高潮时期，现货价格甚至更高达每桶16—17美元（Vernon, 1975, pp.50—51, 68）。
正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短视行为导致了这种混乱局面。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备受指责的跨国石油公司拯救了它们。这些公司都将政府对于优先待遇的要求置之脑后，将原油运输削减到与所有消费国基本相当的水平，并将其视为一条规则加以遵守。这一举措既非谋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也未屈从于政治的压力，却提供了一条由经验得来的，根据“规则功利主义”可谓公平合理的粗略的概测规则。一位联邦能源署的官员在报告中总结道：“难以想象任何分配计划能对削减后的供给作出更公平合理的分配了。”（Stobaugh, 1975, p.199）各公司的跨国网络成功地解决了国际政治无力应付的难题。
1973年至1974年的危机表明：在不确定性极大，又无制度可以缓冲的情况下，集体行动将面临严峻的两难困境。每个国家都改奉囚徒困境下的“背叛”战略，担心如果无法得到优先待遇，最终就会面临石油匮乏——也即“傻瓜的代价”。因禁运而损失最大的荷兰只得为进口原油支付最高价（Vernon, 1975, p.99），即为那时的“傻瓜”。
危机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并未像第七章约翰·密尔所描述的水手们那样，按照规则功利主义行事。密尔描述的水手们在出海前要计算航海日历，这使他们可以根据粗略的概测规则出海，避免遭遇风暴。由于没有规则可依，加之其自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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