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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诗有如此高的成就，大概也是因为把传统与创新结合在一起。传统与创新，就是在一个旧形式当中，放进新的思想情感。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诗或者新诗，的确有点远离传统，慢慢地失去了广大的读者，因为这些诗好像很难唤起人们心里的共同情感。可是那些民谣的调子，大家熟悉了以后，会有种共同情感埋藏在心里面。我每次读唐诗的时候，总是感觉到这些诗人真是非常厉害，因为那个形式本身，是大众非常熟悉的。宋词也保有这种特性，不完全讲究个人的创新，更注重与族群长久的情感记忆合在一起，惟其如此，才能变成大众最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台湾的客家民谣，一定有其传承，如果从小生活在这个族群社区里面，一定对那个曲调很熟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意图创新的创作者怎么将这些曲调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陈达是近代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创造者。《思想起》是一首在民间已经被传唱了许多年的歌曲。当陈达将新的词句放进去时，与唐代诗人所做的工作很像。杜甫的《丽人行》、《兵车行》、《石壕吏》，很多曲调形式都借了旧有的乐府形式。唐代很多人称这些诗为“仿乐府”。汉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形式，被唐代诗人拿来作为创作的基础。
汉代的乐府诗，像“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文字和语言真是堪称完美，可是久了以后，语言本身不断重复，没有创新，会有点疲乏。这个时候刚好佛教传入，五胡乱华，一下来了很多新的声音。新的声音不止是音乐，也包括语言。当时讲的鲜卑语、匈奴的语言、梵语，都是新语言。新语言对旧语言会产生很大的撞击。在民间语言当中，外来语大量涌入，使得旧有语言被破解。同时这对于新语言又刚好是一个机会。
我也期待我们的语言在经过这样的撞击与磨炼之后，产生诗的黄金时代，那可能不是我们可以亲眼得见的时代，可是当下的时代的确在为将来的时代做着准备。陶渊明这些魏晋南北朝的诗人，语言模式有一点尴尬，一直在四六之间调整，试图把新的东西放进来。初唐诗人已经成熟了，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已经是水到渠成。李白与杜甫好像一出口就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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