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响的时候，我还在想会是谁。
一段日子，我锁在家里昏天暗地地写文。小说、论文，中文、法语，不断交替。天气暖了，暖气刚断，脚上的疤依然在，提醒着我别再惦记夏天的裙子。刚写完小说《翡冷翠》，我把资料收拾齐整，给家里来个大扫除，窗明几净的，我没想过谁会来，更没想到会是他。
美国和法国的距离，到底没有中国和法国那么远。安祖站在门外，行李包在脚下，脸上有点儿胡渣。我差点儿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才想起来，这段日子没搬过家，我在蒙马特高地住了1年多了。
1年多的时间，从失意、绝望，到慢慢挣扎着回到现实，脚还没踩稳，又被一巴掌扇回原地。我脱口而出：“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
他没怎么变，晒黑了点儿，套一件印着他学校名字的T恤，有股加州阳光的热度，大西洋西岸的海风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陌生的感觉。
没再说什么，让他进了门。我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点儿菜和肉。想煮碗面时，发觉安祖已经睡着了，躺在地毯上，头枕着行李，发出舒适轻微的呼吸声。
我给他留了条子，我要去看小孩子，傍晚回来。
很忙，忙得连回想的时间都没有。当我赶回家时，安祖已经走了。我想，他或许去看住在养老院的奶奶，或者又回美国去了，甚至，他不曾来过。这一切都是我忙极时想象出来的自我安慰。但厨房里的面碗是空的，他真的来过。
那枝玫瑰仍吊在窗角，皱皱缩缩的，覆满灰。还记得卢浮宫里惊艳的玫瑰，那是几年前？人和物一样，衰老对其而言是件丑陋的事。我曾幻想过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把这玫瑰给弄丢了，或者它被老鼠叼走，被风吹散，被脚步压碎。可它一直都在，顽强地占据一方，永不言败。
安娜问过我：“如果安祖回来，你会怎么做？”
我狠狠的模样：“当然是用扫帚把他赶出去！”
她很肯定地说：“你不会这么做。”她说得对，而且我还很高兴，情绪被搅得大起大落，各种猜测，各种心跳，这场恋爱还没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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