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能够击垮理性与人类意志：受其激发，男人女人们甚至无法控制生殖器官的萌动。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能够永久将此克服，纵使其付出了最为艰苦的努力。等到奥古斯丁年纪已长，大约四十岁后成为独身者，献身于禁欲之时，他在一封写给另一位主教君士坦丁堡的阿提库斯的信中总结了自己的体验。他抱怨道，抑制“这一肉体之欲”，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辈子的战斗，无论是婚前、婚后抑或鳏寡：
因为它会猝不及防地侵入，以其不适时的甚至邪恶的欲望来引诱那些忠诚与神圣之士的心灵。即便我们不屈服于此种无休无止的冲动，不对其有丝毫应允，一直保持抗拒，我们仍然出于更神圣的期望，而祈求它们不再存留于我们自身，如果有可能的话。
但这并不可能。只要人类停留于堕落状态，性生殖自身就会将罪恶代代相传：“此种罪恶与生俱来。”即使在婚姻中，男人与女人都得时刻对此保持警惕，那种无节制的、不纯洁的或不为了繁衍后代的性行为会带来罪恶。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在其一生中，性的戒律都有着基本、绝对的必要性。
正是这些教义，教会在扩张地盘之时都试图将其灌输给追随者。在英格兰，现存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神职人员手册（追溯到7至11世纪）就通过图解详细描述了众多各式各样的性罪恶，包括一个人进行的、异性之间以及同性之间的行为，平民与神职人员一旦犯罪，就会面临各种相应的惩罚——数月或数年的禁食、鞭笞、离婚、失去神职。基督教道德标准的传播对于民众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神职人员的压力下，贵族纳妾的习俗逐渐衰微，而教会对于一夫一妻制的定义也慢慢得到普及。
在中世纪中期，性戒律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11至13世纪之间，西方教会在此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权力，这跟它在社会与思想文化领域支配力的日益增强是一致的。在整个欧洲，关涉性与婚姻的教会法律定得非常详尽、正规与严厉，遍及神职人员与平民、国王与农民。举例而言，正是在这一阶段，教会领袖们开始协力推行一场日益成功的运动，强制规定所有的神父必须单身，抵制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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