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怒”艾莉丝·奇斯曼接受求婚，以至于他们阻止结婚预告的宣读，并“威胁要把艾莉丝赶出教区”，倘若她胆敢反抗他们的“阻挠”。当1618年伍斯特郡斯托克顿的安东尼·亚当斯试图带着他的新娘，“一个诚实的年轻女人”，一起生活在他自己的教区时，当地人“不愿意他把她带入这一教区，说两人会生下累赘来拖累他们”——她被迫居住在别的地方。在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特林村（位于埃塞克斯郡），工人罗伯特·约翰逊与伊丽莎白·惠特兰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孩子，“如果当地居民能够容忍他的话，他就会娶她为妻”；然而他们不能。十年之后，也是在这个教区，另一位工人抱怨说，他为了与自己的情人结婚，已经努力了一年多。婚事已经在教堂预告，可是“教区不能容忍他们结婚”——如今又指控他们两人偷情与未婚同居。在17世纪晚期，这种行为在英格兰全境比比皆是，一再引起人们讨论。“很多乡村教区存在一种坏风俗，”作家卡鲁·雷内尔1674年评论道，“人们尽其所能地阻止穷人结婚。”“‘噢，’教会执事们说，”商人达德利·诺斯爵士写道，“‘他们养育的孩子数量超过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因此给教区增添了负担。’”
在整个16和17世纪，这种将私生子泛滥视为社会混乱、道德腐化与社区贫困之根源的恐惧感，不论是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强化了对于性放纵的谴责。因此在1606年，当威尔特郡库姆堡的乡绅发现了一起未婚怀孕时，他们立即给地方治安官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强烈要求严惩那个女人，因为她
卖淫的肮脏行径……她放纵的生活，不仅让上帝的怒火降临到我们本镇的居民身上，她邪恶的范例还会严重腐蚀其他人，使得养育贱种的沉重负担会狠狠地加诸我们之上。
事实上，自然而然地，所有怀孕的单身女性都要面对这样的艰难处境。她会丢掉她的工作，预料到自己将被从住所逐出：藏匿怀有私生子的孕妇在当时是一项罪名。如果她去工作，一如1616年的玛格丽特·惠勒那样，承受着最剧烈的痛苦，“忍受着极度的痛苦与艰辛，生活毫无指望”，助产士与邻居常常盘问她，拒绝给她提供任何帮助，并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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