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又如伊莎贝拉·克兰斯顿的事情不仅在私下流传，而且见诸报端。18世纪20年代早期，莎拉·乔利的妓院“诱骗她到那儿做活”，实际上是把她交给了浪荡子弗朗西斯·查特里斯上校。或者如安妮·邦德在18世纪20年代末期，“失去了其仆人的工作，坐在其租住的房子门前，这时一个陌生女人走过来，询问她是否想找个地方工作。然后告诉她，自己可以帮助仆人找工作。”这个女人是伊丽莎白·尼德汉姆，曾是乔利夫人的邻居，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妓院老板与鸨母。因此，安妮·邦德最后发现自己也被送去服侍查特里斯上校。他花了十天时间在家中设计诱惑她，让她睡在自己的卧室，“时不时……给她一袋金币，并告诉她，他可以给她漂亮衣服与金钱，给她一座房子住，还可以给她找个丈夫”。后来，他放弃了说服她的企图，直接强奸了她，然后将其抛弃。
跟同时代许多评论家一样，理查森显然也被女性遭到诱奸与被骗卖淫的事情所吸引。在《近简集》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刚到伦敦，有人骗她去服侍一位夫人，结果却陷入了淫窟。她在那儿碰到了另一名年轻女子，此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人欺骗、强奸，最后被迫卖淫：
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中，我每天都陷入不同男人的可恶纠缠中，我虽然一直极力抵抗，但总是无济于事。这里充斥着可耻的罪恶与恐怖，我已经逗留了十个月，处境之悲惨远非口舌所能表达。
理查森十分重视将此类现实生活的情节传递给读者，以至于在本书的173封信中，他只在这封的后面附上一则文字，以强调此事的真实性：“注意：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是出自那位女士之口，她好不容易才逃出那个邪恶鸨母的圈套，此事定然属实。”
在他的小说中，同样的事实展现得活灵活现。他的女主人公都是被好色的上层男性追求、诱拐及不断威胁的少女。在《帕梅拉》中，淫荡的乡绅B凌辱了十五岁的女仆，而这并非因为他特别邪恶，而在于整体文化都对这种年长、富裕及有权势的男性糟蹋下层女性的行为予以默许。那个男人的管家朱克斯夫人“是一个邪恶的鸨母”，她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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