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众多版刻印刷品中的一幅。
报刊业的骤兴，对于创造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氛围而言，尤其重要。在1600年前没有报纸，即使在1695年，其数量仍然极少，且关注面狭窄，发行范围有限。但到了1716年，已经有大量的新办报纸流通于市面，达德利·莱德的日记不经意地就提到了至少一打数量的报纸。一份1752年伦敦“主要”报纸的目录列出了总共二十种报纸，包括日报、一周三报、一周双报、周报、双周报以及月报，这还不包括许多次要的报纸与杂志。而到了1765年，除了报纸之外，还有超过七十五种的都市期刊，其中不少期刊的发行量极大。许多报纸的读者群已经超出了首都的范围，而且在地方上，还有数十种本地的日报。
这些媒体的读者数量加起来同样惊人。当约瑟夫·艾迪生创办《旁观者》时，他预计其印量只有三千份，每期的读者约为六万人一天，通过私下传阅、公开朗读以及在俱乐部与咖啡屋流通——“如果每一份能够吸引二十名读者，这么估算还比较谨慎，那么我可以预期在伦敦与西敏寺大约会有六万名读者”。而在其后数年这份刊物达到鼎盛之时，据说“有时一天竟可以卖掉两万份”。另外，对于同样的新闻与看法、同样的书信与随笔、同样的故事与观念之不断地重复使用也日益普遍。大多数畅销报纸都至少得有一次被搜集印制成册，以确保其内容能在初次发行之后很长时间内仍得以流通。在18世纪中叶，报纸同样不断地重印、摘引、改写与抄袭别家的内容，日复一日。
印刷出版品在数量与普及性上的极大提高，改变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它使事件与看法较之过往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布。新的印刷形式，使得过去只能依靠口传或手抄的内容，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都变得触手可及。新闻、流言与信息得到了更快速与更频繁的传播，其流通规模亦甚为扩展：在18世纪50年代，即便最底层的男女也喜欢购买报纸。正因为此，塞缪尔·约翰逊在自己办的报纸中写道，英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有见识的，“我们无疑要将此优势归功于信息的涓涓细流，其在你我之间流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沾溉”。没有这些进展，18世纪妓女的声名远播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