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001Gc41.jpg" />47.基蒂·费舍尔之“快乐奇遇”的印刷品(1759年3月)。
开启民智的印刷文化之最后一个特征,即是它提供了一种操纵民意的全新条件。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讽刺性的发展。事实上,研究此一问题最有影响的当代理论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教授告诉我们,情况正好相反。他认为,18世纪早期英国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出现,使得受教育阶层首次能够参与文学与政治话题的“公共论辩”之中,免于审查、商业压力或党派之争。只有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这种独立的批判精神才被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广告业的兴起、公关及其他现代的操纵手段所破坏。
然而,即使在18世纪,精心安排与制造舆论的做法也并不罕见。那些出版物中的新闻报道与八卦信息,往往是由职业的雇佣文人生产出来并卖给媒体的。那些出自所谓普通读者的文字与评论多数经过改写,有时完全是捏造。有些编辑会收取费用,以决定发表或掩盖某些新闻,其他人则完全受雇于某些政客,正如今日不少著名的写手。
48.这份传单是1759年3月涌现的以基蒂·费舍尔之“堕落”为卖点的诸多出版物之一。
49.这幅保罗·桑德比的纪实印刷品,展示了1760年一个售卖歌谣的家庭正在兜售关于基蒂·费舍尔的出版物(已佚)。为了引人注意,并为向她的名字致敬,这个男人把它们系在随身携带的钓竿上,喊着:“谁来我的鱼塘中钓鱼?”
也是在这一时期,广告与书评首次成为了重要与普遍的营销手段。两者都被秘密地用来推销书籍、商品、表演、人物以及社会运动。广告会伪装成新闻或通信,以这种虚假的方式吸引读者关注某些事件与出版物,而公告与书评则不过是华而不实的推销,只是套上了一层公正的外衣。在1744年春季的一份伦敦报纸中,出现了大量有偿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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