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高级妓女的日益知名，乃是18世纪一连串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它是由人们看待声名与恶名的全新态度、新的写作形式、对于舆论之观念转变，以及有关个体身份的重新预设共同造就的。它还体现了一种大众传媒之新形态的出现，私人事务与个人观念可以借此以一种此前难以想象的规模传播。它所具有的持久意义可以从两个对立的方面来解释。
首先，它使得那些宣传放荡女性的人造物大行其道。这些物品有很多——不论回忆录、轶事、肖像——至少表面上被设计得很逼真。不过，我们若进一步细察，会发现它们多数显然出自男性作者或出版者的编造。对于所有传记而言，一个卖点就在于其宣称所记属实，揭露了知名人士的个人信息与秘密。这些编造出来的记录在风格与形式上如此有吸引力，而其他的资源又非常有限，致使许多现代的史学家，甚至连《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辞典》都经常将其视为真实记载。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记住，18世纪的读者喜欢事实与虚构之间的一种模糊感。某个故事是否属实，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其主旨是为了娱乐与教育。从这一点来看，多数有关高级妓女的作品，无论其形式还是功能都与当代小说没有两样。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18世纪文化的信息，但对于其描述的那位女性则所喻甚少。对于那些女性，它们一面为其赢得与增大了声名，一面又扭曲与滥用了此种声名，未经过那些女性的同意，它们就将其他人的谎言与幻想加在她们身上。
不过在任何社会，声名都不仅是一种公众看法与投射的产物，它同样有赖于当事人自身的行为。因此，18世纪对于放荡女性之宣传的另一种解释，即在于知晓那些女性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共谋作用。实际上，她们中的不少人大肆宣传，以建立自己的名声。她们主要通过个人形象、口耳相传、书信抄本的手段在时尚圈为自己造势。不过，知名的高级妓女也积极地借助印刷来把自己推销给更广泛的受众。
她们采取的一个方式即是出版自己授权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是她们与当时一些知名的艺术家、雕刻家与出版家合作的产物。我们可以非常精准地确定此种做法的肇端之时。在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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