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与性丑闻的细节（见插图50）。因此毫不奇怪，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最强烈的兴趣”。
这一进程又伴随着人们逐渐利用性经历作为政治武器。显然，人们很早就利用性丑闻来抹黑政治对手，在18世纪这一手段本身并不算新鲜。不过有三件事是新的。大众舆论如今日益被视为一种合法、重要且无可逃避的政治辩论舞台。这一观念早在1649年与1688年革命期间就可以窥见，此后一百年间，它得到了迅猛发展。第二个变化乃是宣传的力量已经远胜从前。在此前的数个世纪，大多数与政治有关的性讽刺只是通过口传或者简短而易逝的讽刺与诽谤抄本的形式传播。如今则形成了一种持续而广泛流通的公共印刷载体，承担起揭发性丑闻的任务。虚构的回忆录、报纸、煽动性的杂志以及讽刺性的印刷品——这一切经常公开或秘密地被用来抨击政客与某个妓女有染或者伤风败俗。
第三种新事物，乃是性讽刺被日益用于激进的政治目的：不但攻击特定的个人，甚或谴责某个淫乱的宫廷，而且还鼓动人们反对整个腐朽的贵族与君主制度。从1760年开始，扎根在伦敦的法国作家掀起了一股借助诽谤与色情作品来抨击法国教会与政府的热潮。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动机与其说本于原则，不如说出自贪婪，但他们作品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正如罗伯特·达恩顿与其他研究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所准确指出的，这股诽谤的潮流帮助塑造了法国的舆论，并且严重削弱了王室政府的合法性，不论在1789年之前还是之后。到了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作家与出版家也逐渐采取了相同的手法来吸引广大读者。在乔治王朝时代晚期伦敦激进的下层社会中，反教会与反贵族之色情作品的出版，与争取民主与政治革命的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最不同凡响的，则是由乔治四世那位感情不和的妻子——卡罗琳王后——亲自参与，其他人对其支持或反对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性揭发、敲诈、勒索与宣传丑闻的运动，从1806年（当他还是摄政王时）直至1821年（当她去世）。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荡子，而她则被指责包养自己的情人。他们的对立演变为一场舆论大战，引发了这个国家成百上千的中产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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