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辽东取得数次大捷，东北基本平静，女真各部还在相互攻伐，努尔哈赤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胁十数年后才显露出来。财政方面。经过清丈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新增耕地面积182万余顷，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税源也就增加了。万历五年帝国中央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比11年前隆庆帝登基时201万两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了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的粮食足够6年消费。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民间经济十分活跃。张居正重用了潘季驯，于万历七年完成了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懒散推诿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如果没有张居正变法带来的国力增强，很难想象他死去若干年后，万历朝能打赢宁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规模战争。皇权制度使良臣悲剧无法避免这样一位为大明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却不能善终，并祸及子孙，其“谋国”与“谋身”不能两全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使政治家在干一番大事业保护好自身和全家之间，有着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皇权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僵化停滞、毫无出路的悲哀。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海瑞，这类起于民间的士人精英，他们无不希望能“治国平天下”，他们的理想亦是千千万万传统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使门第并不高贵的精英，如张居正、海瑞这类人有进入庙堂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但在皇权制度下，这类精英要富民强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得君”。即碰到一个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励精图治。因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时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济的佳话。如周公辅佐成王，李世民对待魏征，明宣宗对待“三杨”，所谓“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帮昏君、暴君中乃属凤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终难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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