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如李斯、张居正等人的下场。对这点，张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预感，但为了江山社稷，他说出了“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的悲壮之言。在只能“得君”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家的安全和权利保障不依赖于制度而依赖于君王个人，因此风险很大。在这样的体制下，得圣眷时犯法违规亦可逍遥，失宠时则小毛病可能被找出来作为整肃的理由，荣辱生死系于君王个人。拿张居正本人来说，当年幼的万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圣太后充分信任他时，他拥有无人能比的权威，用霹雳手段清吏治、财政，得罪了一大帮既得利益者，但没谁敢公开挑战他。在这种除皇帝外没有谁能监督制约他的情况下，他必定会独断专行，必定会因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有时连他自己也没法控制。比如他当国时，举国官僚相方设法巴结他远在湖北老家的父亲，他无可奈何。对他的奉承拍马更是花样百出，人性是有弱点的，让所有人都成为百毒莫浸的海瑞显然不现实。而皇帝信任他时，甚至默许、鼓励他以权谋私，比如他的三个儿子连续两届考中进士，其中有状元有榜眼。身为首辅的他在儿子参加殿试前向皇帝请求回避，不参加阅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诉他，先生对社稷功劳太大，无以回报，只能看顾先生的子孙。然而，才过几年的功夫，皇帝动了整治他的心思，这些又被翻出来，全部成为惩罚张居正后代的理由。士大夫们“得君行道”的无奈与反醒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政治文化的差异。宋代是最优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后世子孙不许杀一个文臣。所以苏东坡尽管一贬再贬，其生活还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厉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废除，王安石被罢相，他依然可以悠游于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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