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朝政腐败的教训更是近在眼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搞平衡，以使加以驾驭，便形成了宋代独特的提体系，宋太祖以“事为之防，曲之为制。”加以制衡，加上身为后他的后继者又表示对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
“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所以宋代的官宦反而控制得很好，宦官的编制人数、官阶高低、权力大小都有明确规定，大大限制宦官体系的发展。所以纵然有童贯这样的大太监，却也翻不起多大的浪来，本朝太祖来自民间，登基之初便“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曾感慨系之地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
因此他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光是这些他老人家还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十几个大字，以示震慑。洪武四年五月，有个宦官因久侍内廷，仗着老资格，议论政事，结果当天就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下令终身永不叙用。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千不该万不该，他老人家心血来潮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以朝夕与共的宦官作为心腹。如：洪武八年五月，他老人家就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又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到陕西、河州等卫，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给以茶叶。结果，这次得马 10340余匹，交换出去的茶叶达30余万斤。这些马后来被分配给河南、山西、陕西卫所的骑士。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却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太祖皇帝虽有禁锢太监干政的决心，但废除宰相后又补得不用这些太监来平衡日益强大的文官武将，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在太监干政这件事上做得并不彻底，太祖尚且如此，更别说他的后来者了，所以太祖一死，昔日的规矩就成了一纸空文，到今日不过百年的功夫，太监非但能读书识字，参与政务，就是批红这等大权也全都交给了太监，其权势不亚于外面的那帮大臣，不得不说太祖的悲哀。
“太祖老人家他来自民间，自是不知外面那帮读书人的厉害，才听了他们的谗言，对咱们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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