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地听着。我希望他评价，他的评价是对我自己最尖锐的触动。
“你知道我的日子有多难受吗？”我跟他抱怨道，“我可能一辈子也逃不出去了。”
他点点头，表示他知道。
“我不是一个好的思想家。”我咕哝着，“我跟你讨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想解决世界的问题，而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他又点点头，表示没关系。
“是我的痛苦让我来找你。”我又说。
“我知道，”他出奇温和地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就像我期望的那样认可了我的痛苦。我所有期待的就是某种认可。不是指点，也不是教训，而是有某个人肯定地告诉我：你的痛苦没有错，你有理由这样痛苦。一旦得到认可，我充盈的痛苦就消退了一半。接下来我可以静下来听他说什么。
他总是不着急，陷入沉默，往往低头拿起书桌上的老式钢笔，用一块小方眼镜布擦拭，擦拭良久。我等他往下说。屋子里寂静极了，气息全无，只有座钟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像刀子从时间上一片一片切削。我听着那切削，像是正在从我的身体上切削。一片，一片。薄如蝉翼，不可逆转。每一毫秒的切削都是通向死亡的路上一毫厘的接近。
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问题。他拿出他长久以来随身携带的书的手稿，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对着那上面的问题开始讨论。起初我的观点并不连续，只是看到哪儿说到哪儿，像零星跳跃的水上浮游。但是后来，这些跳跃的点慢慢连成了线，我发现我开始有一整套说法，一整套和他辩论、等他评论的说法。这让我激动不已。直到现在，我头脑中还清清楚楚印刻着那段时间我们的所有讨论。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内容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们还是一切的线索。
我记得我说过，统治的问题并不重要，上等人、下等人问题比较重要，上等人、下等人和统治者需要分开考虑，统治者不等于上等人。我还说过，人类平等在自由世界中也做不到，物质极丰富反而会湮灭思想。这些都和他的手稿意见相左，他提出严肃的质疑，但最后还是都接受了。他很平静，像一个见过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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