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很久，在姗尔达发生当时称之为第一次精神崩溃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碰巧同时都在巴黎，司各特就约我在雅各布路和教皇路拐角的米肖餐厅和他一起共进午餐。他说有些很重要的事要向我请教，而此事的重要意义对他来说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事情，因此我必须绝对真实地回答。我说我将尽力而为。每当他要我绝对真实地告诉他什么事的时候，这事总是很棘手的，我便试着给他解释，但是我说的话都会使他生气，这种情况往往不是在我说的时候，而是在事后，有时候是隔了很长时间，在他苦苦思考之后。我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必须加以摧毁的东西，并且有时该连同我一起加以摧毁，如果可能的话。
他在午饭时喝了葡萄酒，但这并不影响他，而且他没有打算先喝了酒才吃饭。我们谈论我们的创作，谈起一些人，他还问我那些我们最近没有见到的人的情况。我知道他正在写一部很精彩的作品，并且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是他想要谈论的问题。我一直在等待他启口，提出那个我必须绝对真实地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不愿在这顿午餐结束前把问题提出来，仿佛我们在举行一次工作午餐似的。
最后在我们吃着樱桃小馅饼、喝着最后一瓶葡萄酒时，他说，“你知道，除了跟姗尔达以外，我从没跟任何女人睡过。”
“不，我不知道。”
“我以为曾告诉过你。”
“没有。你告诉过我很多事情，可就是没有讲过这个。”
“这正是我得向你请教的问题。”
“行。讲下去吧。”
“姗尔达说像我生来这样的人决不能博得任何一个女人的欢心，说这就是使她心烦的根源。她说这是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话，我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必须知道真实情况。”
“上办公室去谈吧，”我说。
“办公室在哪儿？”
“盥洗室〔1〕，”我说。
我们回到餐室，在桌边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说。“你没有问题。你没有一点儿毛病。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就显得缩短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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