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登辉先生：
想和您谈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虽然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但我生性懒散，到现在还没去申请过任何外国身份。进进出出只有那么一本护照，出入境手续照办，所得税照缴。也就是说，和您谈谈国事的公民资格是有的。
您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的几个重点，我没有异议。
令我不安的，是您浓厚的悲情意识和不自觉的亲日情绪。
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其来有自。任何涉猎了一点台湾历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为台湾人的悲哀”；1895年，台湾“本岛人”相对于殖民者“内地人”成为次等国民，1945年之后，台湾“本省人”相对于“外省人”再度成为次等国民，历史对台湾人是相当残酷的。受压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识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了受苦的人们向强权挑战，最后形成新的势力——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在波兰、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还有台湾，都亲眼目睹了。
当新势力兴起时，悲情意识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团结工会要面临经济萧条的问题、哈维尔总统要处理国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设法保证他自己的警察不成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种族和谐与经济稳定之间走钢索——台湾？台湾还在讲“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老是踩着自己昨日的影子，作为明日追逐的对象，这才是真的悲哀呢！
继续沉湎于台湾的悲情意识，您也使我觉得疏离。当您说“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时候，明显的，您指的是历经过荷兰、明郑、清治和日据的台湾人——那么我，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从小被称为“外省仔”的人，算什么呢？我，还有我那四十年前流离来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属于您心目中的“台湾人”？
我们不需要您的认领，但是，您是我们的“总统”；当您和一个外国人，譬如司马辽太郎，用“台湾人”这个词时，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权利要求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
如果您把我们也包括进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认识中，您不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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