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简单逻辑推理，您就不会一再强调自己的悲情意识，让《朝日周刊》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作为访问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标题！
身为一个外省第二代，对不起，我没有您的悲情意识。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离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历史情绪，和您的悲情意识不一样，但同样的真实。一个本省作家，就说叶石涛吧，他可以大谈他的悲情感怀；一个外省作家，就说朱西宁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叶石涛只代表叶石涛、朱西宁只代表朱西宁。
而您，李登辉，却代表龙应台，代表叶石涛，代表朱西宁，甚至还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的自我意识必须比叶石涛和朱西宁都来得广阔，否则，您就只能做同乡会会长，而不是一个“总统”。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受压迫的族群经过悲情意识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权力时，往往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悲情意识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绪。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个危机？
去年，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我听见一位我向来尊重的、为台湾反对运动作过努力的学者说：现在台湾人出头天了！至于在台湾的外省人，他可以决定，要跟我们打拼就留下来，不要的话，他可以走！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好比两个妹妹在一个家庭中生长，有一天，婶婶突然对我说：你要跟我合作的话可以留下来，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说这话的权利吗？什么时候开始、透过什么人的决定，这个家突然变成她的了？
历史的讽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台湾时，也曾经宣告：愿者留下，不愿者走。
而我们称日本据台为占领，不是吗？
对我说“你可以走”的这位过去的民主斗士，是悲情意识膨胀的一个典型，他觉得悲情意识有一种道德的专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辉先生，台湾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台湾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请告诉我，这个“台湾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同事？包不包括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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