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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