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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