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制度设计。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雇佣关系中，这类现象古已有之，且十分普遍。宋明之后“伙计制度”的出现，更像是一种在法律缺失、诚信不足恃的社会环境下的被动反应，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更何况，将以家庭亲情为内核的伦理关系扩大至全社会，并致力于“大同社会”，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理念。在中国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伦理体系中，关于友朋的伦理，实际上就是对家庭兄弟情谊的模仿和借用。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待伙计以家人之礼，在商业活动中导入亲情关系，借助于家族伦理的道德力量，既可以作为对商业契约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这种契约得以贯彻的一种象征性保证。
顺便说一句，现代社会所谓中国式企业的管理或经营模式，并非仅仅依靠直系或旁支亲属进入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加以控制，同时也要求对非亲属企业成员给予家人式的关切，并与之建立一种超越契约关系的特殊亲情或认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后者更为重要。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金瓶梅》写作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渐渐为赤裸裸的金钱和功利关系所取代，道德溃败已达于极端化的可怕境地，甚至波及到了家庭关系内部。这种引入亲情伦理的“伙计制度”也是徒有其表。所谓“蛇入筒中曲性在，鸟出笼轻便飞腾”。西门庆与伙计们的关系，表面上似乎很亲近，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能掩盖真实人际关系中的算计、冷漠或互相提防。这种关系的虚伪性，西门庆知道，伙计们也知道，彼此心照不宣罢了。伙计们对西门庆的恭顺与服从，与其说是对西门老爹恩惠的报答，还不如说是慑于西门大官人的显赫权势与经济地位而采取的暂时性的隐忍策略。关于这一点，小说第八十一回中的一段描述尤其让人触目惊心。
韩道国与来保押着西门庆的货船从南方一路而来。此时的韩道国和来保并不知道主人西门庆已死：
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往临江接官去。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得快，就过去了。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