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50]也就是说，在欧洲，“真”与“诚”作为一个问题被首次提出来，作为考察道德的一个重要维度，时间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大致相仿。自此以后，对“真实”这个概念的追问与考辨，牢牢占据着西方思想及文学的中心地位：“真诚这项事业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成了过去差不多四百年里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甚至是决定性的特征。”[51]
真诚问题作为道德的要素之一，在西方出现，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比如说封建秩序的瓦解和社会重组，比如说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体的道德伦理的衰微，教会权威束缚力的松弛，等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自十六世纪开始的社会流动性的明显增加。[52]根据特里林的描述，在十六世纪这一社会现实中，社会中的个体享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许多人脱离原来低贱的阶层，一举跃入较高的层级，而以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快速崛起。问题在于，这种阶层流动的内在需要，与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道德束缚构成了尖锐矛盾。贵族和绅士阶层与要求跃入这一阶层的暴发户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我们也许可以从简·奥斯丁的小说中读到——一方面，贵族与绅士不屑于与暴发户为伍，而固守旧有的门第与身份观念；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急于改变阶层地位的人来说，社会所提供的绅士头衔与体面的职位又过于稀缺。这种矛盾或混乱的状况，是导致社会“伪饰”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53]这样一来，对于“真”与“诚”的追求，就为新道德的出现预留了位置。正因为如此，十六世纪西方社会中的“坏人”一词的含义也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坏人”指的是过去封建社会中身份低贱的人；十六世纪以后的戏剧和小说中的坏人，则指的是“企图超越他出身的人”。出身微贱的人，惟有通过不可告人的行为，通过伪装和奸诈才能实现他们的反常企图。[54]
我们在第一卷中，曾着重讨论了《金瓶梅》写作的时代背景。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流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