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性的增加，“士农工商”等级位序的移动和模糊化，流民的增加，封建里甲制的开始瓦解，旧有的道德和社会管理模式与新生的商业社会伦理所构成的尖锐冲突——所有这些方面的背景，与十六世纪欧洲社会出现的变化，似乎可以进行横向的类比。我们确实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部分——比如社会流动性的加大以及新旧道德的纠缠与更替。但不管怎么说，就“伪饰”的目的与“嫉伪”的所指而言，同处十六世纪的中西方世界有着根本不同。
在《金瓶梅》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传统儒学所要求的“万善皆备”与严格的道德自律，与实际社会生活商业化、欲望化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隙。正如王阳明所指出的，一般读书人沉迷在自己的欲望和功名利禄中不能自拔，却又要去遵循维护那基本上排斥欲望和功利的程朱的“礼”或“天理”，这必然导致人格分裂。在追求自己欲望的过程中，将孔孟教训变成一种装饰物，变成一种炫博矜奇的记问和辞章之学——这可以称之为“理伪”，这是阳明创立新学、思以救之的出发点。而在《金瓶梅》所反映的市井和世俗社会中，功利之心和欲望的泛滥，使得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包括“五伦”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不论是家庭生活中的孝悌，还是友朋关系中的义，在欲望面前都变成了某种虚妄的装饰。也就是说，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的酒色财气，与传统伦理、礼义秩序构成了冲突。因而，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充斥着欺诈、伪善乃至背叛，人心也因伪善而变得险恶和势利——这可以称之为“情伪”。
因此不论是在“理观”的层面上，还是在“人情”的层面上，明末社会伪饰之风的盛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在面对欲望和功利时所形成的人格分裂，这与欧洲十六世纪贵族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严重对立而导致的伪善与奸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金瓶梅》中对于“阶层流动”的现实状况，完全没有反映；也不是说，明代中期以后“士农工商”的位序变化，对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没有造成冲击。举例来说，西门庆在积攒了足够的财富之后，也产生了跻身社会上层的强烈冲动。他通过送礼和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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