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个“佛眼”又对人世间欲望的煎逼以及人沉湎于欲望的昏昧与愚蠢，给予了无条件的慈悲和哀怜。“佛眼”对于“人”的宽宥和悲悯，与佛对众生（禽兽及草木虫鱼）的慈悲是一样的。不用说，在慈悲的意义上，佛道对于曾孝序与西门庆这样处于善恶两端的人，一视同仁。所谓“虾蟆、促织儿，都是一锹土上人”。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
其次，“佛眼”在《金瓶梅》中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屏障和保护。正因为这个“永远正确”的“佛眼”的慈悲和保护，作者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种正面描述欲望（特别是赤裸裸的色欲）的道德勇气。从表面上看，《金瓶梅》作者依据的是“展现——批判——超越”这样一个心理逻辑，其道德的正当性似乎不容置疑。但作者对色欲、色情和性事不厌其烦且细致入微的描述，明显超出了主题呈现的必要性。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作者背后暧昧的动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作者对他所批判的色欲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毫无疑问，《金瓶梅》中的“佛眼”，也是一个非人格化的视角。那么它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中时常出现的“非人格化”视角，是否存在着某种共通性？
我们不妨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为例，将两者做一番比较。
在格里耶的代表作《橡皮》（1953）中，无论是暗杀者格利那蒂（罪犯），还是被杀者杜邦（科学家），或者是侦探瓦拉斯、警察局长罗伦，他们都被作者置于同一个价值层面。这些人物身上所有的是非善恶和道德优劣均被作者以橡皮擦去，一同被擦去的还有人的情感与自主性。罗伯-格里耶所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彻底的相对主义立场。在他的另一篇名作《窥视者》（1955）中，杀人犯兼强奸犯马弟雅思，与被杀者（被奸者）、十三岁的牧羊少女雅克莲，也被作者置于同一个相对主义的价值层面。所不同的是，杀人者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人性”——雅克莲被奸杀后，目击暴行的于连对此事秘而不宣。这个岛上的所有人，都和于连一样，得了一种“冷眼旁观”病。除了彼此间的“窥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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