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他们什么都不愿意做。也就是说，一个美丽的少女被奸杀这件事，对他们而言似乎完全没有发生过。反倒是罪犯本人因为担心罪行败露而被捕，自始至终记挂着雅克莲。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被奸杀，雅克莲反而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一个“关心”她的“唯一者”，有了一个“知己”。这当然是罗伯-格里耶惯用的反讽笔法。
罗伯-格里耶的这种反讽，与《金瓶梅》的“非人格化”叙事确有共同之处：两者都采取了大致相仿的相对主义立场，两者都是泯灭了是非善恶之后的“去道德化”，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向下运动”的迹象——《金瓶梅》中的人物趋向动物性的欲望，而格里耶笔下的人物则更趋向于客观之“物”。透过这种比较，我们似乎马上就会产生这样一种不太自信的猜测：难道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罗伯-格里耶笔下出现的这种“非人格化”叙事，在十六世纪的《金瓶梅》中，就已经有了某种端倪？
情况正是如此。
两者都是“去道德化”的，都滤除是非善恶，使神圣的、有着强烈道德律令及自主性的“人”向下运动，从而成为一般无善无恶的存在。从这一点来看，两者并无多大不同。
不过，假如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导致了这种人物的“向下运动”？《金瓶梅》与罗伯-格里耶的非人格化叙事有着怎样的出发点、功能和效果？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罗伯-格里耶的“非人格化”，可以被称为“物化”或“异化”，其哲学渊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追溯到后来被马克思多次批判过的“异化”概念。罗伯-格里耶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一般的道德善恶，而是当代资本主义机制所造成的普遍“物化”：自主的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中，变成无目的、无立场、无情感的“物”的存在。打个浅显的比方，人成了机械传送带上的一个零部件。
当然，罗伯-格里耶对“物化”的着迷，终于造成了某种悲剧和灾难性的后果。在他的《海滩》、《咖啡壶》特别是《嫉妒》中，随着“非人格”、“客观化”和“物化”的视角登峰造极，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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