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他这一番话完全是想当然，少不更事，极不通情理，对于当时自己的处境和社会状况全无一点了解。殊不知，他在说这番话的同时，他们家最大的靠山杨戬已经瘐死狱中，他自己的父亲陈洪也已到了弥留之际，其母舅张团练是一个穷官。在这样一个荷尽菊残、自身难保的危境冷局之中，陈敬济为对抗吴月娘，仍在一味地说大话，既狂妄，又可笑。他说，即便将包括吴月娘、孟玉楼在内的西门遗孀都“刮剌”了，到官也不会问罪，这纯属黄口小儿的愚妄之言；他不仅要休人家女儿，“一纸状子告到官”，甚至还要去东京万寿门上本，口气之大，就像皇帝老儿是他们家佣人似的。用书中的话来概括，“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最可怕的是，他将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重大隐情——寄放在西门庆家的箱笼实为杨戬应没之赃物——向一个全不相干的伙计和盘托出，甚至流露出要将此事告官、拼个鱼死网破的意图。这也反映出陈敬济性格中极不冷静的一面。点香不成便要放火，稍遇挫折便要铤而走险，这是典型的“官二代”性格，其百无一用、志大才疏却又市井油滑的无赖嘴脸，被描摹得淋漓尽致。
再次，这段醉话，也可以看成是陈敬济在西门庆家隐忍多年所遭歧视和冷眼的总爆发。西门庆和吴月娘不仅霸占了他们家寄放的财物，且一直将陈敬济当成一个佣人和“超级苦力”来使唤。西门庆什么活都让他去做，到了瓶儿死，还要让他扶着棺材，扮演孝子的角色。他口口声声要将家中的产业都交给陈敬济手里打理，以宽其心，但他生子传家以续香火的炽热愿望，从未稍减——前有官哥，后有月娘腹中的孝哥，聪明伶俐如陈敬济者，又怎么会看不出来？西门庆如此，吴月娘就更不用说了。陈敬济寄居在西门庆家的委屈和辛酸，前文多用隐语带过，写得极其含蓄。至此，终于借着酒醉，由陈敬济本人之口一抒郁中，也可以说是对前文的一个交代和总结。
最后要注意的是，陈敬济在前八十回与后二十回的形象判然有别——前恭而后倨，前隐而后显，前忍辱负重不露声色、后肆无忌惮而无所不至。其前后形象的巨大反差，需要有一个过渡和转换。这段醉话，则是陈敬济形象转折的一大机轴。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