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苏长和博士将《霸权之后》一书译成中文，以及他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内容丰富的前言，深表谢意。他在这篇前言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例如，他认为我作为一名学者，提出问题的能力要更胜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可以这么说，我在过去提出的许多理论研究议程，至今仍然值得进行广泛的探讨。当然，我特别荣幸能见到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而且，我也非常欢迎任何来自中国学者对本书观点的评论、批评、补正以及经验上的检验。
从某些方面来讲，苏博士在前言中所作的评价对我来说也许受之有愧。他指出《霸权之后》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是有限制条件的。就如他所指出的，本书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世界（现在称为全球化）中，合作怎样能够得到培育，秩序如何才能得到维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早在1977年我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最近已出了第三版）一书中就已提出来了。[1]我想，《权力与相互依赖》先于《霸权之后》提出了许多世界政治中新的发展趋势问题。《霸权之后》一书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这种理论视角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是没有的。然而，如果没有我和奈早期的合作研究成果，《霸权之后》一书是不可能写就的。奈后来在他的独立著作《注定要领导：变化中的美国权力》[2]中，对《霸权之后》一书的主题也作了深入阐述。
苏博士在他的前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一直为过去许多美国学者就本书所作的评论文章所疏略，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强调这些问题。我的确一直重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联系的重要性，然而我并没有为这种联系提供一种整合的理论，考虑到当代世界中各国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差异，这样做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表述我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有时为了分析的目的我试图将国内政治程式化，然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国内政治是不重要的，而只是意味着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完全联系起来并进行理论上整合，对我来说太困难了。苏博士也正确地指出，我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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