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国际机制为什么得以创设及其为各国所支持等问题上，要更胜于对国际制度为什么在范围、权力和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多样性等问题的解释。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联系，以及国际制度的多样性问题，无疑是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前沿课题。
在对当前这些学术前沿课题进行阐述之前，不妨让我先对《霸权之后》一书的论述作些反思。我仍然坚持我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作出的基本论证途径，它很好地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考验。现实主义者设想冷战的结束将导致国际制度的衰落和崩溃，他们认为国际制度只是大国冲突的反映，不是由各国设计出来以在各个功能议题领域促进相互有利的合作的。[3]然而，欧洲联盟自1990年以来已得到显著的加强，北约无论在范围和职能上都得到了扩大，世界贸易组织也扩充了其职责，并被赋予了许多新的解决纠纷的权力。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的扩展和深入证明我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论述的制度主义观点的正确性；而我所致力倡导的国际机制语言，现在也为政治家们所使用。例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为其同中国保持接触政策的辩护中就指出，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将中国纳入到涉及全球规则的国际机制和制度中来”[4]。
然而，只有顽固不化的学者，才死守其一成不变的看法，对过去16年来(1)世界政治中所出现的重要观点视若不见。有些年轻学者以发现我论证中矛盾或者反常的地方，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为一大乐事。下面，我对本书中我所认为的一些薄弱环节作一列述。
首先，《霸权之后》一书的书名多多少少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当我在1981年到198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指望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会像过去35年那样持续地衰落下去。但我并没有认为衰落会是直线下降的，我只是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霸权的时代。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欧洲的相对停滞，以及日本在过去10年中所面临的经济萧条，加上苏联的解体，说明我那时的预期错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霸权比过去要更加明显，其霸权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讲，比冷战时期都更具主导能力。这样一来，我们事实上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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