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版前言(1)（2 / 16）

年以来，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美国，但欧洲和日本两个美国当时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有所下降（World Bank, 2004）。至世纪之交，美国已取得了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优势，相对于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优势也进一步拉大（Wohlforth, 2002, p.105）。因此，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对制度是否会在“霸权之后”维持下来这一问题的检验。实际上，当前的问题是，这些制度能否经受住高度单极结构的考验，尤其是在“9·11”事件引发美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以后。

理论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霸权之后》之所以没有因其错误而遭到嘲笑，没有成为图书馆里不被人们理会的积聚灰尘之物，是因为本书的核心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其过时的立论框架的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没有将合作等同于和谐，而是将其概念化为在实际和潜在的纷争情势下进行相互调整的强政治过程（第53页）。我同意肯尼思·华尔兹“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自动生成的和谐”（Waltz, 1959, p.182）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探询在这样的条件下合作如何成为可能。

我审慎而明确地以现实主义尤其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来回答这一问题。国家进行合作通常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或移情于他国的困难处境，也不是缘于追求它们设想中的“国际利益”。它们为本国人民寻求财富和安全，并为此而寻求权力。汉斯·摩根索（Morgenthau, 1948）和阿诺德·沃尔弗斯（Wolfers, 1962）的读者不会对《霸权之后》中的行动单元和国家动机感到陌生。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这种认识，而不是抛弃它。”（第14页）

然而，我在这一现实主义地基上建立起了一座制度主义大厦。我的核心观点是第六章中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一观点在两年前的一篇论文《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中就已初步提及（Keohane, 1982）。根据我的观点，国家为促进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关税及贸易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