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作者来说，他的著作在二十多年后仍然被阅读和引用，是一个令人感到万分满意的消息。但一本关于当代世界政治的著作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还能保持如此的生命力，其作者也会感到惊讶。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保持了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优势，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主导地位；恐怖主义取代了对国家间核战争的恐惧，成为对美国人民安全的主要威胁。
“霸权之后”，确实是这样！本书的标题似乎稀奇古怪地不合于当代现实。在1945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保持着引人注目的合作关系。许多理论家将这一事实归因于美国霸权（例如，Gilpin, 1975; Krasner, 1976）。然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国似乎在走向衰落：事实上，过去的20年时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比重非常显著地下降了（参见表9.1，第192页）。我没有预期未来会出现陡然衰落，但我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霸权时代。被我称作霸权合作（hegemonic cooperation）的词组和霸权国表现出来的衰落框定了我这本书的核心议题：“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发生？”（第13页）。这一问题似乎有着紧迫的政策关联，因为许多人认为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预示着高烈度冲突将会重现，促进国际合作的国际制度将会解体。
我的这一立论框架很快被证明范围太过狭窄。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约瑟夫·奈在看到《霸权之后》的草稿时告诉我，将军事—安全关系的分析排除在外是有误导性的。但我发现，为了建立并试图评估（如果不是真正检验）一个前后一致的思考路径，我需要缩小我的立论范围。所以我退而求其次，用一段话来解释我不论及安全议题（第136—137页）。奈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将经济和安全议题结合起来。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美国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更加强大——它“必然会领导”（Nye, 1990）。苏联的解体加上战争技术的革命，使他的观点也许比他预想的更加合乎现实。
此外，尽管自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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