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些自由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总是带着怀旧的情绪，回顾19世纪英国的优势地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主导地位。人们认为在这两个时代中，拥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强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世界的看法，执行一项国际秩序计划。就如吉尔平所说的：“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和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Gilpin, 1981, p.144）
这项陈述成为霸权稳定论的两个中心命题之一（Keohane, 1980），也就是说，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既然机制构成一种国际秩序的要素，这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霸权稳定论的另一个中心命题是：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就如金德尔伯格所说的：“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Kindleberger, 1973, p.305）这意味着合作（我们在下一章把它定义为国家间政策的相互调整）仍然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
在阐述关于合作和机制的概念之前，我要探讨一下霸权问题，因为我所强调的像机制之类的国际制度怎样促进合作这个问题，只有在合作和纷争不是简单地由利益和权力决定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在本章，我要论证，霸权稳定论仅仅依赖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概念，从而得出的一种决定性的看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命题，即霸权国家能够促进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谨慎的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而且，我的这项论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命题是错误的：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我在阐述合作和国际机制理论之后，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将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中霸权和合作到底是怎样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本章的任务是初步研究霸权概念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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