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的研究表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都能解释二战之后20年间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但它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的。制度主义强调共同利益的作用，这种共同利益是由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制度的效应所产生的；而现实主义则着重美国霸权的影响。两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加以综合。
本书第二部分就是在理论层面寻求这样一种综合。第五章和第六章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一理论得出一些与第一章中的制度主义学者同样的结论，但其结论是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假定基础上的。在相互依赖的情势下，理性的、以自身利益为取向的行为者，将会把国际机制视为增加它们达成相互有利协议能力的途径。在第七章中，我曾努力表明，如果将理性的假设予以放宽，这种解释就显得更为有理，而且通过对利己主义假设的追问，我们可以获得更深一步的理解。
从这一章开始的第三部分，也是旨在综合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观点，但我在这一部分并不是抽象地阐述这一点，而是应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第八章将着力说明战后时代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这个事实，部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的利益取向来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第九章将讨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经济霸权机制的衰落，同时认为霸权稳定论为理解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一章的论述还表明，霸权稳定理论，或者任何其他仅仅以权力变化为基础的理论，在解释合作类型的变化上是不够的。正如第二部分的理论所阐述的，如果霸权稳定论可以成立的话，国际机制的维持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更长。本书的第十章将表明，作为与发达工业国家相关的新的主要国际经济机制——国际能源机构，其所扮演的功能与本书第二部分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它的运作是处于以世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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