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论部分仍有三项任务有待解决。首先,我将国际机制理论和霸权之后的合作问题联系起来,结合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制度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再次阐述我的主要观点,即本书对于理解未来的国际合作前景以及世界政治理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其次,我将回到第一章曾介绍过的有关合作与道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那里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我将说明,虽然我就国际机制的分析是高度理论性和系统性的,但它对于我们思考外交政策问题同样具有意义。实际上,在接受传统的认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应该致力于保持政策的可变性以及选择的最大化这样的观点上,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那种旨在“保留选择性”的外交政策可能包含大量隐藏的代价。
要限制纷争并避免激烈的冲突,政府间的政策必须作出相互的调整。也就是说,合作是必要的。实现这种相互政策调整的一条途径是通过一个霸权国的行动,或者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措施,或者是建立和维持国际机制,从而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持充分的协调。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看到的,美国在二战后的15或20年中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霸权合作是此时的一个现实。第九章和第十章表明美国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国家,而且它仍旧是国际机制中的关键参与者。的确,美国的介入对于成功地培育国际合作常常是必要的。
不过,第九章也说明,自从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将大量资源用于维持国际经济机制的能力和意愿都减弱了。正如前面所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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