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仍然保持着美德，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死去，也因此击败了她在这个世上的敌人。
理查森对于男性贪婪及女性被诱奸的刻画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是对于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英国人的观念，而且也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学。其影响体现在荷兰第一部伟大小说《萨拉·布格哈特小姐的历史》（De historie van Mejuffrouw Sara Burgerhart）之中，并且还体现在其他无数的重要作家身上：卢梭、狄德罗、拉克洛斯、歌德、克莱斯特、普希金，甚至萨德侯爵。苏珊娜·罗森的《夏洛特·坦普尔》（Charlotte Temple）在大西洋彼岸的场景中改写了理查森的主题，并成为了一本畅销之作，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受欢迎的19世纪早期的美国小说。横跨整个英语世界，他的小说受到了其他作家数不清的赞扬、征引、阅读以及模仿。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理查森的观点。一些勇敢的女性小说家嘲笑其中无所不能的浪子形象——不过，她们的讥讽也说明了理查森的流行。因此，在简·奥斯汀最后一部也是未完成的小说《桑迪顿》（Sanditon）中，反英雄角色爱德华·邓汉姆爵士
阅读了太多的感伤小说，可那很不适合他。他的幻想早已被理查森及其后继者的小说中激情洋溢与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所占据，那些小说之要旨在于男性不顾一切人情事理，决然地追求着女性，正是这些情节占据了他大部分读书时间，并形成了他的性格。
结果是，
爱德华·邓汉姆爵士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是成为引诱者，他完全知晓自己的堂堂样貌，也相信自己拥有足够手段，引诱女人遂为其天职所在，他觉得自己天生即是一个危险之人——正如洛夫莱斯……他全副武装，以应对最严重的蔑视与厌恶，如果那个女人不能以情动之，他就得以力强之。他清楚自己的事业。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贪婪的男性经常诋毁女性的矜持只是一种自我的压抑而已。“我对矜持有自己的看法，”博斯韦尔写道，“我仅仅认可其外表，因为如果一个女人缺乏恋爱的激情，她就只是个无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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