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侣罢了。”同样的想法也见于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私下写给儿子的劝言中，当这部文本在1774年发表时，闹得满城风雨[在塞缪尔·杰克逊·普拉特的《快乐的生徒》（The Pupil of Pleasure）中，切斯特菲尔德的道德遭到了讽刺，其中反英雄角色菲利普·塞德嘲笑说，“理查森是一个儿童……他的洛夫莱斯是一个菜鸟”]。当拜伦在1813年读到他未来妻子关于两性关系的看法时，嘲笑说：“她似乎被宠坏了——不是像孩子那般——而是完全跟克拉丽莎·哈露一样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正确性之中——相信自己一贯正确，而这可能导致她犯下惊人的错误。”（确实如此，她选择了嫁给他。）
因此，当时的主流是对于男性之贪婪的强调，而其他的思潮则在一旁继续流淌着。尽管如此，在18世纪中期，有关男女性欲的一种根本共识已经明显地展现出来。为说明此点，我们只需要比较理查森与他在文学上的最大对手亨利·菲尔丁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小说写作生涯之初，菲尔丁就有意识地将其置于理查森的对立面，明显地抗拒着他的风格、语气和情节。在现实生活里，这两位作家也身处截然有别的性环境之中。理查森是一个沉默寡言、学养有限的中产阶级商人，周围皆是崇拜他的有德行的女人，他非常骄傲于自己从未发生过苟且之事，并且他不仅面向男性读者，更面向女性读者写作。菲尔丁则与之相反，他出身于伊顿公学，是一名绅士与律师，他的父亲乃是一个浪荡子，也是贵族名门与宫廷显要的近亲。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伦敦西区的剧作家，过着放荡而淫乱的生活；及至中年，他使其女仆怀孕（最后娶了她）；等到晚年，他已是一名治安法官，每天穿梭于卖淫与性交易的肮脏环境之中。当代的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上层的、放荡的与男性的世界。理查森本人、塞缪尔·约翰逊和查尔斯·伯尼都批评菲尔丁“写的是一种放荡的生活，几乎所有人物皆荒淫无度，谁有胆量高声给矜持的女性阅读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只是男性的消遣”。
因此毫不奇怪，这两位作家长期被视为道德的两极。初看之下，菲尔丁的伦理确实非常不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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