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世纪之前的慈善机构而言,只有极少关于其生活状况的记述存世。它们的房屋早已灰飞烟灭。伦敦抹大拉之家的所有抄件也已经被毁掉。兰贝斯收容所则只留下了一本账簿。我们仅有的依靠乃是第三大慈善机构都柏林妓女收容所的收容记录。这些巨帙简单地记录了每一名进门的被收容者之情况。唯一直接来自那些女人的印记是她们的笔迹。有少数人自如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但更多人往往吃力地用笔和墨拼出名字的字母,而很多人则只能画上一个很小的、犹豫的十字。这是一个表示她们在此的“记号”——如今成了这个世上她们存留的唯一个人痕迹。尽管如此,在这些枯燥、官僚化的记录文字之中,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段片,记录了她们在院墙内外的生活。
都柏林是帝国第二大都市,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港口,也是一座首府。它的妓女收容所由阿贝拉·丹尼女士——政治算术家威廉·配第爵士之孙女——建于1767年,直接效仿伦敦的抹大拉之家。它的规模一直远不及后者,筹到的款额与收容的人数也难望其项背。但最重要的是,这两所机构,以及其后的妓女收容所,都具有相似的管理制度。
我们看不到这些女人的容貌,也看不到她们此前的经历。不过,我们能够想象她们进来时的一些外观特征,一旦进入高墙,她们就得脱掉原先的装束,穿上统一的制服。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的姓名,她们的真实姓名,在此处她们将弃用其姓名,有些人甚至终身弃之。莎拉·麦克道尔是1767年11月进来的,十八个月后她离开此处,名字变成了“莎拉·葛瑞丝”;索菲亚·罗德的名字改成了“索菲亚·葛德利”,以此见证她的崭新生命。在这里,每个女人都没姓名,只有编号:“一号女士”、“二号女士”、“三号女士”等等。职员就是这样招呼她们,而她们彼此也以此相称。
她们都很年轻。在伦敦的抹大拉之家,很多人还不到十五岁,绝大多数都在二十岁以下。而在都柏林的收容所,只有十九岁以下的女孩才可以进来。有少数人衣着华丽。1774年夏,有个名叫哈丽特·鲁伯利的女孩进来,她带着睡袍、耳环与“十三本书”,但她只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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