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慈善的出现促生了一种对付所有罪犯与社会另类的新方式。直至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罪犯被判处数周的苦役、具结保证、流放或绞刑，而监禁则并不常见。但到了18世纪晚期，兴起了一股强大的监狱改革运动，其高潮则是最初一批现代监狱的兴建。这一运动的某些支持者与性慈善联系紧密：“监狱”（penitentiary）这个词本身即源自相关的慈善机构。虽然妓女收容所是自愿性质的机构，但其规章与建筑极大影响了有关监狱的新观念。被收容者都被置于特定的建筑之中，以便于全天候监视。她们被区隔为几个等级。她们受到持续的监督，遵守严格的日程，强制劳动与祷告。经过长时间的监禁生活，以及此后的监外察看，她们将变得遵纪守法，脱胎换骨，对社会有用。正是这些原则启发了现代监狱、少年犯管教所以及假释制度的建立。
同样，慈善的观念也主导了人们对待失足女性的态度。妓女仍然作为堕落的罪犯，受到监管、惩罚与唾弃。不过，即便是最严苛的批评者，如今也倾向于承认性交易的根源在于社会与经济环境，而非个人品格。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女权主义者将卖淫视作男权社会一切深层不公的象征。“收容所与忏悔院无法革除这些弊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写道，“不是慈善，而是正义，才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与此同时，她们也认同妓女身处悲惨的环境。因此，“解救”与改造失足女性的吸引力仍然有增无减。
1800年之前私下践行或倡导这一做法的人包括詹姆斯·博斯韦尔、塞缪尔·理查森、塞缪尔·约翰逊、杰里米·边沁、罗伯特·霍洛威、约翰·卫斯理、多萝茜·雷普利及其他重要的卫理宗信徒与传教士。它之所以逐渐引起福音派的注意，一个原因即在于黑奴制与白奴制的相似之处。人们不需要出国就可以见到可憎的人口买卖，乔治王朝时代晚期一位救济事业的支持者评论评道：“黑人奴隶的痛苦有哪一点伦敦娼妓未曾感受到？勾引者或强奸者在她们年轻时就永远地将其毁掉……暴虐之行袭击着她们的人身……并把她们蹂躏成最野蛮的动物。不幸的女子之内心难道不比野蛮的黑人更冷酷无情吗？”另一位批评者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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