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的“奴役与惨境”比“那些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所遭受的远为不堪”。
在19世纪，人们开始普遍将卖淫称为“巨大社会罪恶”或“白奴制”，而解救失足的女性成为了一种社会热潮，某些在公共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物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那些争取女性权利的人而言，妓女遭受的压迫以及与她们当面交流成为了一个特别的信念。例如救世军这样的传教士组织就将此视为其基本使命。这一观念同样也广泛见于主流国教的牧师、作家、艺术家、社会改革家、政治家以及无数的公民。截至1837年，“圣教书会”已发行了五亿本旨在拯救失足女性的手册。鼎盛时期的查尔斯·狄更斯曾投身于建设与管理一座面向忏悔妓女的避难所，其资金则来自于女富豪安吉拉·伯德特-库茨。他的小说家同仁乔治·吉辛试图（但未成）通过结婚的方式来解救一个年轻的妓女。威廉·格莱斯顿将此问题称为“我灵魂的重负”。在几十年间，甚至当他任首相时，他都会在夜晚漫步街边，以解救妓女。格莱斯顿夫人则会在唐宁街10号邀请忏悔者饮茶。1928年，在伊夫林·沃精彩的讽刺小说《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中，白奴制及其骚动的环境已变成了现代社会之普遍、彻底腐蚀的显著象征。
因此，在1800年以后很长时间内，拯救失足女性的热情依然经久不衰。许多其他的性病医院、收容所与忏悔院迅速地在国内外建立了起来。早在1816年，英国本土就存在至少十二座针对失足女性的避难所，爱尔兰、印度及美国也有一些。不过，这类机构真正大量出现还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1860年，据一本新杂志《从良妓女之友》估计，伦敦约有二十四座“家园”，此外在全国还有四十座。到了1917年，整个英语世界已经拥有了四百多座。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由数以百计的志愿社团与收容所构成的网络，致力于性纯洁与救助工人阶级女性。一位研究此现象的历史学家评论说，救助单身母亲完全是“一股全国性的潮流”。因此，由抹大拉之家与兰贝斯收容所开创的救济事业，发展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与20世纪早期中产阶级最持久的关切之一，不论在大西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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