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报刊及其社会对应物——例如辩论学会与咖啡屋——并不仅仅是讨论的工具，它们的实践同时也改变了辩论的术语。这种新的交流类型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思维方式。此即新媒体影响性情感的第二种方式。
首先，较之从前更为多元的观点不断付诸剞劂。通过鼓励通信以及在爱情与性欲问题上答疑解惑，早期的报刊对于创造这种开放的环境贡献良多。行为指南与释疑文献由来自古，但过去没有的是，各个阶层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匿名写信向报纸求助，并且其疑问和解答会一并登载出来，公之于世。
这种开创之举来自出版家约翰·邓顿的头脑，他主办的问答类双周刊《雅典信报》是第一份受到大众欢迎的英语期刊。从一开始，其读者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爱情、婚姻与性伦理。未婚同居的正当性何在？那些衣着猥亵的女人有何种道德？男人与女人之间能否有纯洁友谊？为什么妓女一般不育？手淫有错吗？第一次性交就可能怀孕吗？通奸有无正当之处？这些都不是新问题，但此前从未如此广泛与公开地辩论过。这类信件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月得推出一期特刊专门处理这些累积的问题，此后又衍生出一本独立的出版物《女士信报》。邓顿之出版物的形式与视角，反过来又启发了很多著名的后继者，其中包括笛福的《评论》《英国阿波罗》《闲谈者》以及创办于1731年的《绅士杂志》。
除了发表并试图解决读者提出的道德困境外，18世纪的期刊还决心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成为社会规范的仲裁者与传播者，它们通过随笔、诗歌以及普遍的反思来投身于其中。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这种理想已经成为了通俗报刊的一个共同特征。报刊的大众化趋势由此创造出一种受众极广的新权威，指导人们如何行事。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与传统的教化并不一定矛盾。正如一个人所言，《圣经》仍然是所有道德知识的源泉，而《旁观者》只不过“教导了一种更加简易与称心的实践美德”。事实上，正如有人曾正确指出的，18世纪早期教化文献的道德哲学与此前颇有差异，其目的既在于劝诫，更在于娱乐。它的根基亦有所不同。虽然它往往借助《圣经》以支持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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