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事实的观察。因此，对于细节的经验考察就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它不再只是一种确证普遍真理的工具，其本身更是一种目的，乃是真正知识的基石。
正如文学批评家长期以来所称道的，在哲学和美学中的这些潮流，与同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之间，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对应关系。18世纪早期的小说也将一种影响深远的描写现实的全新方式引入了文学，旨在通过细节展现真实，其角色应该与现实人物无所差异，而其真相要通过逼真的描述展现出来。与此相类的视角变化触目皆是，不仅仅见于报纸与其他形式的媒体，而且也见于一般的社会叙述。
在整个17世纪，一如前代，卖淫习惯上通过“妓女”、“荡妇”、“城市小姐”等脸谱化的角色来表现。当作家描述个别的罪人时，他们同样关注的是将其人与普遍的法则相对应，而非强调其个体特性。即便是约翰·邓顿于17世纪90年代创作的《夜行者》，其在很多方面虽堪称新闻写实主义之先锋，但个中的妓女与浪子实际上仍是无名的角色。如果强调这些人的特殊性，就意味着削弱他们的普遍性与典型性。可到了18世纪则截然相反，个人细节的展现如今完全被用来突出叙事要旨。正是此种使社会现象个体化呈现的要求，可以解释诸如为何18世纪中期的性慈善机构如此热心出版忏悔者个人的书信与故事，以及为何人们这样热衷于那些不知悔改的妓女们的所谓传记与回忆录。如今我们对于这种认知方式已习以为常，不以为异。我们主要通过了解特定的事例来增进我们关于通奸、强奸或婚姻破裂等事项的知识，我们对于具体事例了解得越详细，就觉得自己对于现象之整体理解得越到位。不过，只有到了18世纪，这种对待个体故事的方式才成为主流。
这一进程显然是逐步的，并且绝非整体性的。一切关于社会与两性关系之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皆有赖于普遍与非个人化的原型。早先的传统在谈论妓女与浪子时，运用的都是抽象化的人格措词，这在18世纪亦所在皆是，文学中也满是象征化的名字，印刷品上充斥着讽刺性的陈词滥调。实际上，对于个体故事的兴趣并非新鲜事物。具有关键性的，毋宁说是当时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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