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末，一种全新的性开放态度改变了英语世界的文化。各种各样的性观念与性行为，无论婚内婚外，如今都以一种更为公开的方式被人们讨论、赞赏与实践。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很容易看到这种新的宽容态度之底线所在。一个未婚的女性怀上了非婚生子，仍是一种足以致其毁灭的社会灾难。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则更为危险。人们主要赞赏的乃是有产的白种男性对于异性之追逐，那群人掌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与文化影响力。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其他阶层的人同样认可性是一种自然、愉悦与令人亢奋的事物。
相较其局限性而言，远为惊人的是，18世纪这种全新的开放态度，与截至当时笼罩英国的戒律文化之鲜明对比。教会与政府的整个性监管机制已近乎烟消云散。同样不见的还有维系这一机制的思想与社会氛围。公共的性探讨如今规模更大、程度更深，它不再由男性的教会与社会精英所牢牢控制，并且也不再大肆主张婚外性行为是危险与错误的。相反，至1800年左右，这种看法在各种新媒体上或隐或显地遭到了不断的否定。结果是，其造就了一个新的传播世界，性观念在其中以差异极大的各种方式被塑造。这是一场剧变。同时，这也主要是一种都市的现象，引领者就是伦敦。即便是在遥远的北美殖民地，首都伦敦的文化仍然主导着一切。性戒律的原则在19和20世纪仍保持着很高的权威，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结语中会看到，但它们再也没能居于主导。应当说，从此以后，克制与享乐之间的张力将支配着英语世界的性文化。
这一历史进程的后果是显著的。至1800年左右，贵族与士绅成员较之此前往往更为公开地保持婚外情或通奸关系。在18世纪的各个时期，像首相、大法官、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约克公爵与威尔士亲王这样的大人物，以及无数知名的男性女性皆曾如此。某些美国的开国之父，包括富兰克林、伯尔、杰弗逊以及汉密尔顿亦持有这种观念。这种社会潮流是前辈清教徒移民及其英国本土的同道无法想象的。
性快感同样逐渐得到了人们共同的赞美，尤其是在男性俱乐部。其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政治家弗朗西斯·达什伍德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