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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小鸟叔叔也一同参加了那场拜访。那时，哥哥十三岁，他六岁。语言学家所在的研究机构坐落在一座遥远的海滨城市，需要搭乘近三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那是母子三人一起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
哥哥拿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篮子，里面装满了重要（虽然并非出门必需）的东西。每经过一站，他必会“咔嚓”一声打开按扣，清点里面的宝贝。玻璃弹珠、小夹子、小碘酒瓶、卷尺、棒棒糖。先把玻璃弹珠放在阳光下看看，用小夹子夹夹自己的大拇指，再打开碘酒瓶闻闻味道，拉开一米长的卷尺再卷好，最后小心翼翼地摸摸棒棒糖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收好。清点完毕之后，哥哥就会把它们按照固定的朝向放回篮子里的固定位置，重新扣好按扣。
“没关系，不会丢的。”
母亲说。
“我们帮你看着。”
小鸟叔叔说。
但在抵达终点站之前，哥哥的清点工作一直不间断地重复着。
研究所是一幢古老又阴森的建筑物，两端排列着几扇门，黑亮的走廊长长地看不到尽头。母亲紧紧牵着哥哥的手，小鸟叔叔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后面。时不时地会跟一些人擦肩而过，没有一个将目光停留在这明显是外来者的母子身上。昏暗中，只有篮子的按扣闪烁着朦胧微光。
语言学家是个有点驼背的老人，说话声音又低又含糊。他显然并不欢迎三人的到来，母亲递上一盒作为手信的点心时，也只是露出一副厌烦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呼吸器官有什么病，老人说话时经常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咳嗽声，仿佛喉咙随时都会破裂一样，让小鸟叔叔心惊肉跳。
不久，小鸟叔叔的注意力就被研究室桌上摆放着的录音设备吸引了，他把语言学家的冷淡和可怕的咳嗽都抛在了脑后。那个设备比他曾经见过的任何机械都更有魅力：大大小小的旋钮让人忍不住想转转看，左右摇摆的指针仿佛受惊的昆虫触角一般，磁带的曲线描绘着神秘，这些都俘获了小鸟叔叔的心。
语言学家将画有图案的卡片展示给哥哥看，并让他回答画里的是什么。
“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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