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的领导作用有助于产生一种秩序的模式。合作并不是与霸权相对立的，相反，霸权取决于某种非对称的合作，成功的霸主总是支持和维持这种非对称合作。我们在第八章将会详细看到，当代国际经济机制是在战后美国的庇护下构造起来的。霸权常常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创立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关键的地位。
然而，对于未来来说，霸权合作理论的意义却是成问题的。第九章表明，美国现在在物质资源上的优势，远远比不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比以前更不愿意从与欧洲和日本利益互补的意义上去界定其利益。特别是欧洲国家，它们更加不愿意去服从美国的倡议和行动，它们也不会如此坚信为了获得关键的针对苏联的军事保护，它们必须跟着美国走。因此，美国霸权的无形的主观部分，和其霸权体系所依靠的有形的权力资源一样，都已经受到了侵蚀。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国家和日本自身都不大可能拥有成为霸权国家的能力。[1]
这种展望提出了“霸权之后”的合作这个议题，这是本书的中心主题，特别是第二部分理论的中心主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还使我们回到经济和政治问题之间所存在的关键的紧张状况：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政策协调似乎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又是特别的困难。缓解这种紧张状况的一种办法，是假设国际市场的运行会自动产生最优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放弃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有价值的之类的假设（Gorden, 1981）。不过，这种论调的主要缺陷，是在没有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将会单方面干预市场以追求它们所认为的自身利益，不管那些反对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对此说些什么：它们会干预外汇市场，对进口施加各种限制，对国内的工业部门实行补贴，对一些商品例如石油实行定价（Strange, 1979）。即使一国接受合作去维持自由市场的运行，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形式的政策协调，进一步的缺陷仍然会提出来，那就是经济市场的失灵可能会发生（Cooper, 1983, pp.45—46）。由于集体行动问题等各种各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