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政治中一项既定国际合作努力的失败作简单的解释，总是容易办到的。譬如，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牵涉到各国的利益不可调和的缘故。这种说法将意味着纷争即使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各个行为者本质特征和它们之间相对地位造成的自然结果。实际上，根据这种解释，低水平的合作可能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在行为者既有利益不变的状况下，可能没有一种合作性的解决方案能够使它们的利益变得更好。
这是对纷争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这使人很不舒服地想到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刚第德（Candide），这位英雄总是宣称，在可怕的灾难来临之前，目前所有的东西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我们很难证明，国际政治中的频繁灾难与行为者的利益是不存在固有联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相信这点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宿命论中，最终会处于荒谬的地位，认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是符合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利益的，所有这些利益因为冲突的结果而消失殆尽了。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可能会使我们不合情理地去相信，不管各国政府和跨国行为者可能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不管它们对可能的行动后果的认识如何，或者它们参与的一连串的互动行为是怎么样的，总之，客观的利益决定了世界事件的发展。
这种观点的不合情理性，被最近基于理性假设的演绎理论所进一步强化。博弈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强调，那些理性的个体尽管可能从合作中获益，但它们可能不愿意去这样做。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它们不大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达到它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使它们作为个体是理性的，但是它们所属于的那个集团可能并不必然会作为理性的行为者来行动。显然，根据纷争的事实推断存在冲突的利益，而对这种所谓冲突的利益又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会冒着犯严重错误的风险（Hardin, 1982, p.1）；况且，行为者即使在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进行合作。例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着相同的利益——两人结婚，但是约翰从劳伦斯那里将错误的消息传给罗密欧，导致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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