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官员无所适从，最高决策者将被琐事缠身而无暇他顾。沉迷于追求政策和行动完全的多变性，将像寻找圣餐和“青春之泉”一样，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认为政府也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那么，第六章中就国际机制的功能价值所进行的论述，意义又何在呢？请记住，在理性选择的假设下，由于国际机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它能减少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对政府具有重大价值。机制的存在，能使每一个政府更好地预期对方是否会采取可预见的合作政策。依此理论，政府不再对每一个事件都精打细算，以使其短视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放弃这种行为所得到的回报是，它们对他国行为的预期变得更为确定了。
在有限理性的理论下，政府参与和支持国际机制的意愿将会因为以下这样的事实而得到加强，这就是，替代机制的方案不会有想象中的假设古典理性理论是正确的情况下那么有吸引力。行为者在有限理性的事实下无法对每一个问题的所有选择方案都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相反，它们需要简化决策程序，以高效地履行职能。它们所设计的粗略概测规则所导致的结果——不论这些规则是被单方接受的，还是作为国际机制的一部分，与在古典理性行动下的完美结果相比，当然不会更好，而且往往还会逊于后者（除了决策成本因素外）。因此，在单方的粗略概测规则价值与一项机制规则价值的比较中，以及零成本、完美的理性计算的价值与该项机制规则价值的比较中，一般来说，在前项比较中对机制规则价值的肯定要更多。
当我们摒弃古典理性的假设，我们发现并非是国际机制否定了政府进行古典理性计算的能力。真正的障碍是由政府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政府是由人构成的，而每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是有限的。政府面临的选择不是应否服从机制，从而不惜放弃通过不断的计算谋求最优利益的机会，而是究竟要遵守什么样的粗略概测规则。正常说来，单边规则比多边规则更适于个别国家的情况。但是机制规则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对其他行为者产生约束作用。问题是，约束他人行为这一收益，与接受机制规则而非粗略概测规则的成本相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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